从阆中到南充 —— 一. 我的身世

本文是我爷爷蔡向荣1984年8月9日留下的一份手稿的第一部分。 部分地方文字无法识别，只能略去或猜测意思，不一一注明。 另外为了方便阅读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和增加了一些小标题。

我的手头，至今保存着两本日记，名曰《生活书》 I 和 II 。 （下简称日记）。 那是白色恐怖时期我的父兄埋在地下保存起来， 解放后才交给我的。 那里面记载着从1938.8.17日–1939.5.8日那段时间参加地下党工作，以及学生运动的一些情况。 当然，最多的篇幅还是写我当时的思想活动， 学习情况和生活琐事； 党内活动写得比较抽象。 个别地方虽然略略几笔， 但还是相当暴露， 这在当时是党的秘密纪律所不允许的。 没有想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 在我向党史提供资料时， 它成了可靠的依据了。 现在以《日记》为线索，结合个人的回忆整理如下：

我的身世

为了能讲明白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如何变成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我想简单叙述一下我的家庭和简历。

我的原籍是阆中县五马桥乡东滩坝的蔡家山。¹ （现五马乡四大队一小队。） 原名蔡先艮，字震宇， 在地下党时期，亦即上学以后都用的是蔡震宇这个名字。 到延安后为了使家庭不受牵连²，改名为向荣， 解放后又改为蔡向荣。

我从入伍时起， 在各类登记之上都填的是“家有人七口，地百亩，房十余间，地主成分，学生出身。” 我的曾祖父蔡国正³，是满清时代的一名武秀才。 从童年见到悬挂在正房门上的扁额⁴上看， 好像是家运还是相当兴旺的。 到了我祖父这一代破产了。 到我父亲时代家庭更加衰落下去。 因为祖产房子，田地都已卖光了， 我父蔡春煦少年时代只读过短期私塾。 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影响很深，因为他算得起一个“中兴人物”。 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发奋自学，读完了“论语”以及“孟子”。 待有一点文化水平以后， 到顺庆（今南充）龙门镇⁵名医赖绍周先生为师。 背了三年“黄包袱”⁶之后，便自立行医。 由于医术较好，被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廿九⁷军第三师师长 罗廼琼⁸看中，当了该师一名“三等文职军医官”。 他把挣来的钱使用两项用途： 一是送孩子读书（他的子女中大学毕业二人，高初中各一名）； 二是买田盖房，“重振蔡氏家业”。 前者还算在客观上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后者却是向反面给他自己的儿女（尤其是我自己）带来了一些灾难。 不过，他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在当时一定会那样做的。 他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地主阶级要灭亡的。

母亲蔡赵氏（无记载名字⁹），在家主持家务，1943年因我“外逃”忧郁而死， 否则她应戴“份子”帽子。

我兄蔡震东，1932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学系，之后一直在成都教书。 参加过刘湘办¹⁰的国明党。 1936年返回阆中，在阆中中学教书。 1937年当了伪县府的督学。 我到延安后（大约是1946年吧）又当了伪县府的教育科长。 1952¹¹年死去。

二姐蔡筠，初中毕业后嫁给体育教师张驷启， 也是地主成分。 她解放后是小学教师，现在退休。

三姐蔡松， 解放前川大师范系毕业， 她与她的丈夫郑鹏九在抗战初期都加入过共产党， 以后都脱党了。 她以后一直教书40余年， 1983.3月死去。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 只有大姐蔡娴没有读过书。 她嫁给我们的表兄赵寅谷， 家庭富农成分，姐夫本人诗歌中医。 他二人都已死去。

这就是所谓“人七口，地百亩，房十余间”的含义。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我从六岁“发蒙”，只读了“三字经”，“百家姓”， 后来读了一点孔孟的东西（《论语》《孟子》），没有读完。 私塾读了四年，十岁（1932年）进入本县“模范小学”（今实验小学）初小四年级， 1933年下半年到了成都，改入“四川大学附属小学”读高小。 高小未毕业，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后， 就以具有“同等学力”的资格于1935年改入“建国中学”（现来东胜街八中¹²）上初中。 1936年返回老家，在阆中中学插班，到1938年上半年毕业。 毕业后到南充中学参加“会试”（今名统考）后， 因阆中县并无高中，又改入南充的“四川省立南充中学”（校址在莲花池）。 在那里读了不到一年， 1939年5月组织上派到陕北驻青训班¹³， 至此完全投入革命的熔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