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阆中到南充 —— 二. 阆中入党

本文是我爷爷蔡向荣1984年8月9日留下的一份手稿的第二部分。 部分地方文字无法识别，只能略去或猜测意思，不一一注明。 另外为了方便阅读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和增加了一些小标题。

“文化革命”中审查我的历史，年轻的“造反派”老爷们质问我： “依你这样的出身，又只有十六岁，何以能入党呢？” 我当时只能说：“当时就是那个样子嘛！” 及到他们反复调查， 证明我确实是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们很吃惊，“不简单！” 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 这一点倒不能责怪他们， 因为我入党的时候， 他们多数人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我到底是怎样入党的呢？

内在原因¹

首先从内在原因讲起。 我自小爱读“闲书”， 至小学时代就看过《七侠五义》《三仙剑》之类的剑侠小说。 初中一二年级，就读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是在三年级才读完。 这些东西，增加了我的知识，培养了我的文学情趣； 更重要的是诸如武松、林冲、贾宝玉以及张飞、赵云等人物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影响， 对我“叛逆”性格的形成，起过一定的酵酶作用。 自小养成读书习惯， 对我后来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又是一把钥匙。

1936年冬，我由成都回到家乡阆中县立中学读书。 不曾想到，这个川北偏僻的小城进步文化的传播， 竟然比成都还要普遍。 尤其是一些进步书籍， 能够公开出售， 我能买到。 还是高小时代（在成都）我首次看到鲁迅的《祝福》， 当时只觉得很新奇， 并不能理解它的深刻意义。 回到家乡，在一个名叫“醉新书局”（顾名思义，它是传播新文化的场所²）的小书店里， 首次看到了《鲁迅选集》《郭沫若选集》《沈雁冰选集》《张天翼选集》， 还有《王鲁彦选集》《张资平选集》³等等。 它一下子吸引了我。 接触到这些书籍， 好像常喝白开水的人初尝到了一盏香茶一样。 书店里有个伙计名叫田思钦，⁴ 他见我爱看这些“新书”，就让我坐在铺子门口的一张长椅上，“先看后买”， 买不买自便。 我放学后有时间就看， 星期天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把平时被灌输的孔孟学说， 所谓《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等逐渐抛诸脑后。 这时已年满十四岁。 重读了《祝福》， 开始了解它的内涵， 对“祥林嫂”这个人， 产生了同情之感。 家中对照生活现实，觉得她这样的人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有。 经过借阅以后， 我终于找家中要钱，买了上述选集。 经过这些书籍的启迪， 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 对旧社会的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对家庭丧失信心， 开始了对自己一生将如何渡过的探索。

我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一个是田思钦，一个读书人出身， 比我大几岁； 另一个是书店掌柜的小儿子 （王维全⁵（现名陈希，在国务院法治局工作））。 田见我真正的“醉新”⁶， 不时讲他们新到的书籍借给我看。 有时也谈谈他对书的内容的看法， 我有不懂的地方就向他请教。 他算是我的思想的开拓者之一。 另一个是书店掌柜的小儿子 （王维全（现名陈希，在国务院法治局工作））。⁷ 他见我喜欢新书， 没有“大师哥”的架子， 不断找我交谈⁸。 从交谈中我发现他的思想比较进步。 不久，他借我一本新闻（名字忘了）， 上面有范长江的《陕北之行》， 再三嘱咐，看完后交还，不要转借他人。 一看这篇文章，真让我欣喜若狂。 原来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这样一块空气新鲜的“方舟”。 之后，我又找他借，他又借给我史诺的《西行漫记》⁹和 《两万五千里长征记》¹⁰。 这三本书加之别的因素， 使我结束了迷茫的苦闷， 觉得自己找到了光明之途。 从此一心向往延安新的生活了。

时代的推动

其次，是时代的推动。 三五年至三六年，眼看日寇步步进逼， 国民党节节败退， 眼看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到中华民族的头上。 三六年冬西安事变后， 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 所有这些，对我思想上起了很大影响。 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 这时我已无心专心读书。 毅然参加了讨论抗日救亡活动。 三七年冬天， 伪县政府派了一名军事教官名叫张有济。 在阆中中学办了“战训团”， 中队长和小队长都是抽调的一些保队长、保队副之流。¹¹ 将男生和女生分别编为两个中队。 张有济任大队长。 男生为一中队， 中队长名“独眼龙”侯慕益。 他们打着“国难”、“战时训政”的招牌， 大肆宣传所谓“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反动言论。 他们那一套法西斯式的旧式军队方法， 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 一些进步学生，¹² 用张有济借“查铺”之名偷看女同学脱衣服为契机， 反对张的流氓行为，决定十二月十二日统一行动。 那天开饭时，学生摔碎菜盆，拒绝开饭。 高呼口号“流氓张有济”，并将张的流氓行为在 新市场、白花巷、关岳庙街等地张贴。 那一次学潮自发性， 在同学中反响很大， 也赢得了社会上的同情。 一些家长，特别是女同学的家长纷纷向校方提出质问。 由于家庭环境，没有斗争经验，又没有党的领导，被县政府用软硬兼施的方法镇压了下去。 事后因我为肇事的头子，被记功一次。 校长吴克用出了一张布告， 叙述了我的“执行力”和记功的决定后， 还假惺惺地说“……”，妄图叫我改邪归正吧！

这次闹学潮的失败，使我受到很大刺激， 觉得这个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 三八年初，决定偷跑到延安去， 但行前暴露， 被家庭发现未能去成。 女同学中有贺舜媛¹³也被挡回。 那些人只有……张仲义几个人却是先我而去了到了延安。

民众剧社

第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受党的影响。 当时阆中，在党的领导下，有两个救亡团体：一个名叫“国难宣传团”，王维全、 张仲义、贺舜媛等同志在里面参加活动； 另一个叫“民众剧社”，有杨剑华、何湘、唐茂吉、何海来等人在里面。¹⁴ 我同我的相好的同学闫良信、左丽生也参加的。 “民众剧社”在白花巷街。 它最早（大约1935年）是一个纯娱乐性的组织， 是一些好唱川剧和京剧的老师每周星期六在那里聚会唱戏。 以后改为“民众剧戏互助社”。 1938年2月，四川阆中的党组织恢复，许多党员也参加进去， 变成党领导下的宣传抗日救亡文化活动的组织，改名为“民众剧社”。

在去延安未成之后， 灰心丧气之余， 留心抗日活动， 看到民族危机严重， 国民党抗日不力。 因我当时好演戏，会打金钱板¹⁵、莲花落¹⁶， 被他们看中， 在民众剧社的共产党人唐茂吉， 邀请我参加。 同我一同参加的有我初中时代同班好友闫良信， 他也爱好文艺， 是我打莲花落的助手。 还有同班同学左丽生（解放后去世）。 在“民众剧社”里， 每个星期日都去下乡做抗日宣传。 我与闫良信自编自导的莲花落、金钱板为工具， 节目内容分为“团结对外”、“抗战到底”、“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 但可惜那些东西都忘记了。 有时也搞些为抗日战士募捐寒衣等。 在那些活动中， 我与闫良信是活跃分子，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也遭到家众人的非议。 有次同闫良信打完金钱板回来， 父亲严厉质问：“讨寇子！你不嫌丑吗？” 一些同学也嘲讥：说蔡某爱出风头。 但是我发现唐茂吉这个人思想很“左倾”， 常常与他交谈， 他又向我介绍一些进步书籍。 38年春夏之交， 阆中早已有《解放》杂志了， 他给我几期来看。 我与我的好友闫良信看后都觉得很过瘾。

参加“民先”队（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¹⁷

在民众剧社搞宣传，一个三个多月。 在那里结识了一些进步人士。 如杨剑华、何湘等。 他们给我不断灌输¹⁸一些党的主张，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当然最多的是唐茂吉。 唐是个回民，他的父亲是军阀田颂尧部队的一名军需官， 很健谈，人称“唐壳子”¹⁹。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倾向共产党的观点， 我早已怀疑他可能是共产党。 几次试探口气，他都否认。 他反过来倒说我是共产党。 一天，他到我家中去， 问我：有个“民先”的组织， 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你是否愿意参加？ 我欣然同意。 我又一次提到入党的事。 他答：“莫忙啊！我还没有找到。 这样吧，你也找，我也找， 谁先找到了谁就介绍。“ 我猜想这是考验我的意思。 他要我去发展闫良信。 闫一听我说此事，也很赞成。 于是1938年6月19日， 在白花巷街唐办了入队手续， 同时参加的还有左丽生等。 我们三个人编成一个小组， 我是组长。 阆中的民先队是参加过北平12·9学生运动的肖泽根²⁰的五女儿肖亚辉 （又名肖玲，在延安市叫吴一铿²¹，吴雪的爱人，已死去）。 1937年冬天组织的。 后来听说他们开过会， 最早加入的有杨蕴²²、肖志学、向鳞莲、贺舜媛、王维全、张仲义等人。 （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闫良信入队后不久，1938年7月12日在嘉陵江洗澡淹死。）

入队后，我更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了。 记得八路军首战平型关的消息传到阆中， 民众剧社和“战训团”都以壁报形式张贴出来， 影响很大。我们还编了节目到处宣传。

八月上旬²³，学校快毕业了，放暑假。 有次下乡宣传回来，唐茂吉对我说：“我找到共产党了！” （其实他毕业前几个月就入党了。） 我要他介绍，他同意了。 从此，一连几个下午找我去向我介绍党的知识。 最后还教我如何进行入党宣誓。 并给我一个任务， 发展闫良信。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闫早与我志同道合，故一拍即合。 我把唐交给我的东西，又教给了他。

正要准备举行入党仪式时， 我的知心好友闫良信却在七月十二日那天到嘉陵江去游泳被淹死。 这对我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入党的仪式的时间也推迟了。 由于他生前积极参加抗日宣传， 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由民众剧社八月十五日在东门外龙王庙为他举行了一次追悼会，到会近百人。 那次追悼会相当隆重， 除民众剧社和战训团的同仁外， 闫的生前好友、亲戚，连阆中闻名的“孔老夫子”（孔震生）²⁴都送了挽联。 我送的挽联至今还记得， 上联是：“何必苦轻身，问高堂白发谁慰迟暮”， 下联诗：“相别仅半日，叹三栽深情尽付东流”。

入党仪式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是我一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时我才十六岁。 唐茂吉事前通知我去他家， 说是上级党派人来接受我入党。 他家住当时的白花巷街七号，在我家隔壁（我家住四号）唐军需的公馆。 一进门见唐的爱人马淑珍（回民，83年死去） 坐在门口装着纳鞋底，这明显是放哨的。 她说：“他们在堂屋等你！” 一进门，见一个矮个子，穿长衫，戴博士帽，他就是何湘。 “上级代表”原来是他。 旁边另外还坐了一人， 是我四班的同学左丽生。 这使我大吃一惊。 他出生贫寒，一贯埋头读书，是“老夫子”式的人物， 平日少言寡语， 很少过问政治， 他如何也要加入共产党？ 唐茂吉一见我的脸色， 笑着说：“左丽生呢思想很革命，他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在这个激流汹涌的时代， 人们的思想变化之快，真是出人意料。

入党仪式由唐茂吉充当司仪。 一共是四项。 第一项是向我党烈士致默哀，（静默三分钟）。 第二项是介绍人唐茂吉介绍我们二人的简历 和组织上对我们调查结果，然后说： “蔡震宇，左丽生二位同志自愿参加我党， 我愿意作他们的介绍人。” 第三项是本人申述入党意愿。 我完全按照唐茂吉事前教我的内容， 像背书似的叙述了一遍。 大意是“我自愿加入共产党，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到底，永不叛变” “服从组织，遵守铁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等等。 左丽生也基本按此内容说了一遍。 第四项是上级党的代表讲话。 何湘同志首先问我们： “当共产党有杀头的危险， 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二人齐声回答。 接着他代表阆中党组织“欢迎蔡、左二位同志加入我党！” 这句话打中了我的心弦， 顿时异常兴奋。 这是第一次被党的领导称为“同志”， 从此变成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 我始终未能忘记这句话！ 接着他说了党的性质（主要讲先锋队）， 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还讲了共产主义是“最后目的”。 他解释共产主义是“各尽其能，各取所劳”，举了苏联的例子。 但这还不是最后目的， 最后目的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 这是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讲了为什么要实行“国共合作”的道理。 最后他特别强调党的秘密纪律。 他说：不仅在敌人的严刑与拷打之下， 在遇到杀头威胁时， 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而且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能暴露自己党员的身份。 不经过组织同意， 不能与其他党内同志发生横的关系。 至于你们两很快要去南充， 所以目前只和唐茂吉发生关系。

从接触党的阳光到找到党（14-16岁）， 用了三年的功夫。 这样，我终于从一个总想进步的青年人， 完成了质的变化。

过了几天（廿四日），我从阆中到南充读书了。我的新生活开始了！

这段经历可以看出，卅年代是一个沸腾的年代， 每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 通过党的思想的传播， 经过党的引导， 使一大批有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不管经历如何， 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时代的必然， 生活选择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