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向荣 | 欣欣向荣

从阆中到南充 —— 三. 从南充到阆中

本文是我爷爷蔡向荣1984年8月9日留下的一份手稿的第三部分。部分地方文字无法识别，只能略去或猜测意思，不一一注明。另外为了方便阅读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和增加了一些小标题。一. 从阆中到南充我是1938.8.26日从阆中到南充的。出发前唐茂吉同志告诉我，组织关系不能随身带，怕出问题。要我去南充后去靖江楼1民众教育馆去找一个名叫陈静波（即陈文）2的同志接头。与此同时，左丽生也到了南充师范读书，他的关系是单独转的。曹建翊和求瑞臣3与我同住四川省立南充中学，他二人同我一起也转到陈静波处。到南充第三天，8.28日，我到民教馆去找到了陈静波同志。他矮矮的个子，留分头，穿着异常朴素。我首先自我介绍我是从阆中来的蔡震宇。他高兴地说： “知道，知道。曹、求两位同学来没有？” 我答他们已到学校，今天没有来。看来我们的情况他早已转来了。他把我引到二楼上他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屋里面堆满了书籍和报纸，书桌上放着稿件，原来他是在编报纸。寒暄几句后，他向我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大意是这个学校曾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出现过许多革命同志，有的已经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自从内战时期白色恐怖，遭到大破坏，那里的党组织一直未能恢复起来。由于目前国共合作，党组织有些发展，各县来南充读书的学生中有些是党员，仅你们阆中就来了三个，估计开课的时候还有一些，就可以创建党支部了。他又讲了一些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之后说：南充中学成立党支部，准备要你负责。当时我感觉非常意外，连忙说：“我刚刚入党，今年才十六岁，担负不了那样大的责任。” 他耐心地开导我说：“ 这个不要紧。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有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当时我内心很矛盾—— 不干吧，怕人家说不服从组织；干吧，又怕干不好。想了一下，最后终于同意了。接着静波同志向我交代了三项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的力量。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通过救亡运动发现活动分子，将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吸收到党里来；加强党员的教育，首先要求我学习理论和学习知识，并组织好党员的学习。最后他指出虽然国共两党已实现合作，但目前党组织还是处于地下党的状态，要注意保守秘密，尽量缩小“横的关系”4，不开大的会议，党员与你直接发生关系。并规定了他向我转关系的暗号：凡信上提到“吾友”某某“同学”，他就是党员了。过了两天，果然有一个矮胖胖的青年来找我，给了我一封信，内称：“介绍吾友张家声同学与你，他在初七班读书，希望给他些帮助，交个朋友，陈。” 从此我们有了四个党员。 ...

从阆中到南充 —— 二. 阆中入党

本文是我爷爷蔡向荣1984年8月9日留下的一份手稿的第二部分。部分地方文字无法识别，只能略去或猜测意思，不一一注明。另外为了方便阅读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和增加了一些小标题。 “文化革命”中审查我的历史，年轻的“造反派”老爷们质问我： “依你这样的出身，又只有十六岁，何以能入党呢？” 我当时只能说：“当时就是那个样子嘛！” 及到他们反复调查，证明我确实是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很吃惊，“不简单！” 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倒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我入党的时候，他们多数人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我到底是怎样入党的呢？内在原因1 首先从内在原因讲起。我自小爱读“闲书”，至小学时代就看过《七侠五义》《三仙剑》之类的剑侠小说。初中一二年级，就读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是在三年级才读完。这些东西，增加了我的知识，培养了我的文学情趣；更重要的是诸如武松、林冲、贾宝玉以及张飞、赵云等人物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影响，对我“叛逆”性格的形成，起过一定的酵酶作用。自小养成读书习惯，对我后来读进步书籍，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又是一把钥匙。 1936年冬，我由成都回到家乡阆中县立中学读书。不曾想到，这个川北偏僻的小城进步文化的传播，竟然比成都还要普遍。尤其是一些进步书籍，能够公开出售，我能买到。还是高小时代（在成都）我首次看到鲁迅的《祝福》，当时只觉得很新奇，并不能理解它的深刻意义。回到家乡，在一个名叫“醉新书局”（顾名思义，它是传播新文化的场所2）的小书店里，首次看到了《鲁迅选集》《郭沫若选集》《沈雁冰选集》《张天翼选集》，还有《王鲁彦选集》《张资平选集》3等等。它一下子吸引了我。接触到这些书籍，好像常喝白开水的人初尝到了一盏香茶一样。书店里有个伙计名叫田思钦，4 他见我爱看这些“新书”，就让我坐在铺子门口的一张长椅上，“先看后买”，买不买自便。我放学后有时间就看，星期天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把平时被灌输的孔孟学说，所谓《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等逐渐抛诸脑后。这时已年满十四岁。重读了《祝福》，开始了解它的内涵，对“祥林嫂”这个人，产生了同情之感。家中对照生活现实，觉得她这样的人在我的家乡到处都有。经过借阅以后，我终于找家中要钱，买了上述选集。经过这些书籍的启迪，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对旧社会的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对家庭丧失信心，开始了对自己一生将如何渡过的探索。我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一个是田思钦，一个读书人出身，比我大几岁；另一个是书店掌柜的小儿子（王维全5（现名陈希，在国务院法治局工作））。田见我真正的“醉新”6，不时讲他们新到的书籍借给我看。有时也谈谈他对书的内容的看法，我有不懂的地方就向他请教。他算是我的思想的开拓者之一。另一个是书店掌柜的小儿子（王维全（现名陈希，在国务院法治局工作））。7 他见我喜欢新书，没有“大师哥”的架子，不断找我交谈8。从交谈中我发现他的思想比较进步。不久，他借我一本新闻（名字忘了），上面有范长江的《陕北之行》，再三嘱咐，看完后交还，不要转借他人。一看这篇文章，真让我欣喜若狂。原来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这样一块空气新鲜的“方舟”。之后，我又找他借，他又借给我史诺的《西行漫记》9和《两万五千里长征记》10。这三本书加之别的因素，使我结束了迷茫的苦闷，觉得自己找到了光明之途。从此一心向往延安新的生活了。 ...

从阆中到南充 —— 一. 我的身世

本文是我爷爷蔡向荣1984年8月9日留下的一份手稿的第一部分。部分地方文字无法识别，只能略去或猜测意思，不一一注明。另外为了方便阅读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和增加了一些小标题。我的手头，至今保存着两本日记，名曰《生活书》 I 和 II 。（下简称日记）。那是白色恐怖时期我的父兄埋在地下保存起来，解放后才交给我的。那里面记载着从1938.8.17日–1939.5.8日那段时间参加地下党工作，以及学生运动的一些情况。当然，最多的篇幅还是写我当时的思想活动，学习情况和生活琐事；党内活动写得比较抽象。个别地方虽然略略几笔，但还是相当暴露，这在当时是党的秘密纪律所不允许的。没有想到，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在我向党史提供资料时，它成了可靠的依据了。现在以《日记》为线索，结合个人的回忆整理如下：我的身世为了能讲明白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如何变成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我想简单叙述一下我的家庭和简历。我的原籍是阆中县五马桥乡东滩坝的蔡家山。1 （现五马乡四大队一小队。）原名蔡先艮，字震宇，在地下党时期，亦即上学以后都用的是蔡震宇这个名字。到延安后为了使家庭不受牵连2，改名为向荣，解放后又改为蔡向荣。我从入伍时起，在各类登记之上都填的是“家有人七口，地百亩，房十余间，地主成分，学生出身。” 我的曾祖父蔡国正3，是满清时代的一名武秀才。从童年见到悬挂在正房门上的扁额4上看，好像是家运还是相当兴旺的。到了我祖父这一代破产了。到我父亲时代家庭更加衰落下去。因为祖产房子，田地都已卖光了，我父蔡春煦少年时代只读过短期私塾。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影响很深，因为他算得起一个“中兴人物”。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发奋自学，读完了“论语”以及“孟子”。待有一点文化水平以后，到顺庆（今南充）龙门镇5名医赖绍周先生为师。背了三年“黄包袱”6之后，便自立行医。由于医术较好，被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廿九7军第三师师长罗廼琼8看中，当了该师一名“三等文职军医官”。他把挣来的钱使用两项用途：一是送孩子读书（他的子女中大学毕业二人，高初中各一名）；二是买田盖房，“重振蔡氏家业”。前者还算在客观上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后者却是向反面给他自己的儿女（尤其是我自己）带来了一些灾难。不过，他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在当时一定会那样做的。他当时是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地主阶级要灭亡的。母亲蔡赵氏（无记载名字9），在家主持家务，1943年因我“外逃”忧郁而死，否则她应戴“份子”帽子。我兄蔡震东，1932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学系，之后一直在成都教书。参加过刘湘办10的国明党。 1936年返回阆中，在阆中中学教书。 1937年当了伪县府的督学。我到延安后（大约是1946年吧）又当了伪县府的教育科长。 195211年死去。二姐蔡筠，初中毕业后嫁给体育教师张驷启，也是地主成分。她解放后是小学教师，现在退休。三姐蔡松，解放前川大师范系毕业，她与她的丈夫郑鹏九在抗战初期都加入过共产党，以后都脱党了。她以后一直教书40余年， 1983.3月死去。 ...